新中国成立之后,许多地区面临干部匮乏的困境。这时,上级部门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派干部,或是让军队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。特别是在新疆和平解放后,干部的任用方式与内地大相径庭。
通常情况下,内地在解放后会派遣地方干部前往当地着手进行工作。比如,在浙江全境解放的过程中,政委谭启龙便带领几千名地方干部进入浙江,积极部署地方经济和政治事务。然而,军队和地方管理是各自独立的领域,当地方干部不足时,便不得不依靠转业军官来填补这一空缺。
在这个过程中,王震指挥的第一兵团在向新疆进发的过程中,直接辖有第二军和第六军等部队。尽管新疆和平解放,战争的火灾已经扑灭,但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,这里依然存在着大量特务和土匪的威胁。为了便于对地方的领导与管理,以及实现统一指挥、保卫边疆、维护社会治安的目标,新疆分局将区域划分为南疆、北疆和伊塔阿三区,并成立了三个区党委书记,还有两个三级军区,即南疆军区和北疆军区。
展开剩余67%郭鹏被任命为南疆军区的司令员,而罗元发则负责北疆军区的指挥工作。尽管新疆在表面上已经实现和平,但毕竟这里仍然有许多土匪和叛军活动。而由于干部的紧缺,许多部队干部也承担起了地方事务的管理职责,像罗元发不止是北疆军区司令,还兼任北疆区党委书记。
在师级以上的领导中,他们常常兼任地委书记,具体来讲,师党委可能会兼任地委,师长或者政委则担任地委书记。例如,第十六师的党委兼任哈密地委,政委关盛志出任书记,此外,第十七师的党委也兼任迪化地委,张世功也在其中担任书记。这种现象在当时成为一种常态。
然而,相当多的地方干部对此表示担忧,认为军队干部难以适应地方工作的要求,尤其是在如此多民族共存的地区,如何掌握和落实民族政策极其重要,弄不好将造成难以预料的问题。以第十六师的政委关盛志为例,尽管他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,但在担任哈密地委书记时,面对新环境依然感到无所适从,心中不免升起了一丝畏难情绪。
每当他在迪化开会时,便向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、也是第六军军长的罗元发倾诉:“军长,地方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困难实在是让人难以承受。”这句话未说完,罗元发便打断他,显然已洞悉其意:“你在战场上经历了那么多重伤,却一丝不苟,今天为何反而显得如此犹豫不决?”
罗元发深知,军队干部在转向地方工作时面临着重重困难,尤其是缺乏切入点和具体的执行方案。此外,新疆与内地有很大不同,政策的掌控尤为重要,以利于维护民族团结。他鼓励下属要勇于迈出第一步,强调要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来更好地掌握相关政策。
对于张世功政委在担任迪化地委书记期间,他与罗元发深入探讨时指出,迪化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,与内地迥异,除了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外,还需注重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,尤其是团结那些具有爱国情怀和开明思维的上层人士,这样才能开展有效的工作。
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,这些军队将领们为了稳定地方局势付出了大量心血,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干部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逐步加强,他们最终不再兼任地方职务,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军队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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